最初感受云冈,是在历史课本里。1600多年前,朔风呼啸,金戈铁马,那些从白山黑水间的嘎仙洞走出来的鲜卑人,在与传统而强大的农耕政权的博弈中,犹如一个楔子,生生突入中原心脏,硬是打下了二百多年的半壁江山。更叫后人啧啧称奇的是,从这里,他们竟走向了中华民族最强盛的朝代——大唐。
大风起兮云飞扬。但今天的风,已经不是昨天的风,更不是1600年前的风。塞北强劲的朔风吹尽,一切都化作发黄的仅有筋状轮廓线条的寥寥几页典籍。即使在历史积淀深厚的洛阳,那些造像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特别,唯魏碑书法的棱角,还能看出一点鲜卑人曾经傲岸峻拔、肆意张扬的个性。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什么。但我知道,他们什么也没丢失,只是,都已经迅速融进了中华民族汩汩流淌的浩瀚血脉之中。
我必须去云冈!
我试图到云冈寻找的,就是那些更能彰显真正鲜卑人特征的具体物象。
云冈石窟,作为当年北魏倾力建造的皇家重点工程,虽系佛像,但更是“令如帝身”的真实历史人物原型,比文字更直观,比照片更立体,有着其他所不能替代的可能活着的灵魂。
大约三十年前,高中放暑假,我跟长我一岁的表哥结伴同行,终于第一次去了武周山麓的著名的云冈石窟。近百里路程,坐火车,乘公交,一路的激动,一路的景仰,一路的虔诚,直至匍匐在大佛脚下。年轻的我,那时根本没拜任何一尊佛,但行走在延绵一公里的佛国佛影中,更觉大佛高大伟岸,气势逼人。
以“昙曜五窟”为主的云冈石窟大佛,就像当时的北方民族一样,“站”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睁着明亮而深邃的眼睛,凭窗极目远眺。南面远处是七峰山、洪涛山、桑干河;再南是吕梁山脉、太行山脉、黄河;再往南,是秦岭、大巴山脉、大别山脉和长江……它们就那样一直看着,不知是静观苍生安危,还是企图叩问天下。尤其是那尊17米高的露天大佛,“雕饰奇伟,冠绝一世”,神采飞扬,青春洋溢,那一抹突破眼眶的微笑,不仅自信满满,更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慷慨激昂,仿佛天下苍生尽在其庇佑。
据说,洛阳龙门石窟那尊有名的大佛,并非北魏遗物,而是唐佛,其佛相取自于一个女人——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在男人血腥纷争的天下能分一杯羹,武皇帝必定有其非凡超人之处,但无论怎么说,她毕竟是女人,怀柔的面相似乎在昭告和安抚天下。云冈的佛,绝不是后世的佛。虽然唐朝跟曾经的北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此一时彼一时,即使都平城的北魏跟都洛阳的北魏也大不一样。时过境迁,不同审美代表的现实理想已经拉开很大的距离。都洛阳的北魏,皇家都已姓元,完全近似中原人的做法,这跟都平城草创时的那些鲜卑拓跋氏,是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的。
我能想见,兴安二年(453),石窟开凿以后,在延绵三十多里的武周川北,终日叮叮当当,斧金激越,石尘滚蔽。谷底川水倒映着的是,耸立的正在成型的巨型佛像,佛像脚下,则布满了忙忙碌碌的僧侣和数以万计的工匠。历史在记录稍后北齐的太原天龙山大佛雕凿时,为夜间照明,“日用油万盆”。不知云冈这样佛国的雕凿,其用度究竟如何?
云冈这样佛国的雕凿,其用度究竟如何?
跟敦煌佛像区别明显的是,云冈大佛更多展示的是鲜卑民族的郁勃和劲健。面对这样的大佛,我相信绝大多数对历史稍有认知的人,一定不仅仅把它们看作供人们参拜的宝相庄严的佛,心中也一定会翻卷着一段北魏拓跋氏裹挟草原狂野之风强势入主中土,儒释道三教相争夺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以及那些风云激荡历史沉寂后结晶出的五彩斑斓的佛的智慧。
一般认为,雕凿云冈大佛的工匠主要来自于凉州。凉州作为沟通东西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北魏平凉州,“徙凉州吏民三万户于京师”。这些人,带着古印度犍陀罗艺术基因,承袭古希腊、波斯等国雕刻艺术营养,更结合了新兴鲜卑贵族的审美和汉化心佛的要求,以北魏国家集体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创造出云冈石窟大佛这种全新的佛像雕造方法。
通过石刻造像这种艺术手法来显现或承载一个时代,我过去很长时间都觉得这是一件近乎玩笑的事情。也许,南北东西我看过很多仿佛一个模子脱出来的现代定型佛像;也许,是我走马观花,心不在焉。近来仔细品读关于北魏的历史典籍,聆听云冈石窟天籁般的沉静佛音,细赏佛光宝相透出的鲜明内涵,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一件高超的艺术品,譬如《清明上河图》,就是一个时代的截面;一组最直观的艺术品,比如云冈石窟佛造像,确是能反映出一段比教科书更真实的历史。
我曾多次带着朋友去云冈石窟,一座座佛窟看过来,仿佛沐浴在庄严祥和的佛光中。每次敬仰大佛,都很久,很久。这些巨大的佛像就那样一直神采奕奕地在我脑海站立着,站立成一尊迎风而立的微笑着的雕塑,北魏雕塑。
是的,这是一个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不朽的时代雕像。